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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维维:女儿眼中的张春桥  

2017-07-04 20:48:39|  分类: 红色档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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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载]张维维:女儿眼中的张春桥

[转载]张维维:女儿眼中的张春桥

[转载]张维维:女儿眼中的张春桥


   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《张春桥狱中家书》一书,书中附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一篇访谈录——《女儿眼中的张春桥》。这篇访谈录,披露了有关张春桥在文革中以及入狱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,颇有历史价值,值得人们阅读。
  现将本人阅读该文时所作的摘要,整理如下,供有兴趣者参阅。
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  问: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,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?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?
  答:我是1947 年1 月6 日出生的,今年虚岁七十了。我是家里的老大,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,小妹妹和她差五岁,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。
 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。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,听毛主席的话,帮毛主席干事,如此而已。所以,如果华国锋要用他,他会继续帮助下去,不用他了,那也没有办法。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,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,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。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。华当然不想听他的。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,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。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,那也是不可能的。
  问: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,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?
  答: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,也问过好多人,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?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。
  我的感觉是,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,毛觉得有他在身边,也是很欣慰的。
  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: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,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,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,他们连夜北上,叶是立了大功的。毛主席还告诉过他,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,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,毛主席说过一句:“好在张闻天听我的。”
 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,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。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,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。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,包括样板戏和写《评〈海瑞罢官〉》。他告诉过我,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:“帮帮江青,帮她就是帮我。”
  当然,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,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: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,脾气也不好,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,谢谢你们。”
 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。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,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。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,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,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。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,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。所以,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,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,到了最后,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。
  问: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?有人说他“老奸巨滑”,有人说他“固执傲慢”,你怎么看?
  答: 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。
  他自己说过:“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。奇怪!其实,我是太直了。”
  我觉得他只会工作,是个工作狂。读书是工作,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。除了工作没有别的。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“九· 一三”林彪出逃后,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。我还觉得奇怪,问他:“你还会打牌?”他说:“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,谁都不许出去,就打牌。我不会打牌,只知道比大小。”所以,他打牌,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。他也不会玩,让他锻炼身体,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,他喜欢快走。在江阴(张春桥保外就医后的监视居住地),只要身体能动,不下雨,他都在院子里快走。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。
  他特别守纪律。不该讲的话绝不讲,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。也是在江阴的时候,说起二叔(张秋桥,时为《解放军报》副总编辑)。他说,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,担心她的安全,给她弄了一张《解放军报》的记者证,因为《解放军报》在各地都有记者站,希望能帮到她。李讷后来怎么到《解放军报》去夺权,要打倒张秋桥,他也不清楚。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,就更不好插手,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
  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,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、经受一下考验。我想想在文革中,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,就是说,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。我是教训多多,怕给爸爸添乱,就让自己“销声匿迹”了。
  问: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?
  答: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《解放日报》社长的。1955 年,他离开《解放日报》,调到了市委宣传部。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,才知道我爸爸在《解放日报》工作时,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,陈毅不喜欢他。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,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,潘汉年对他说,陈毅说的,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。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,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。
  文革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。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,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,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,这是不得了的,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。所以我就拿去看了,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。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,周一回去上班时,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。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,那本书没有了。我到处找这本书,我父亲一句都不讲。我怕把书弄丢了,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。他什么都不说,一句话都没有。
  一直到后来,他快死的时候,他才告诉我:“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。”我问他为什么,他又没话了。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,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。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,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,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。后来总理发现,就全部收回去了。
  我后来拼命回忆,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,那么能干,能说能写的,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。长征的时候,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,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,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,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。关于这件事,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,书就被收走了。所以,一直不知道答案。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,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,包括李先念,都说没有,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。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。
  问: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,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?
  答: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,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,谈了一个晚上。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,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,但我很关注。
  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,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,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。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。毛主席发表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》,我入党后,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,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,还叫我坐在他旁边。他当时还对我说:“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,”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。
  所以,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,我觉得他做得很对。跟陈丕显谈完之后,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,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。我听了后很失望,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后来,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,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“一月风暴”的文章登在《新民晚报》上,我爸说起这篇文章,他说:“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。”
   问:1967 年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,再回到上海,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?
  答: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,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。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。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,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。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,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,就把我给挑去了。站长跟我说过,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,是在码头上,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。到了那里,每天会分配工作,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,都是重体力活,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、黄沙、钢筋、钢板等物。
  做了半年,我就学会开卡车了,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,车开得特别猛。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,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,差点冲到黄浦江里。
  我们同班的同学,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,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。这段经历,让我更认识了上海。这样劳动了半年,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。
  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,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。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,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,不可能服从班长、排长管,会不买他们的帐。而且我是近视眼,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。所以,我不想参军。而且,我大妹妹想参军,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,她就去了,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。我也不想到农村去,因为在附中时,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,一待就是三个星期。高一时,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,装收音机。简单重复的劳动,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。所以,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。
  分配工作的时候,我爸不在上海,我妈也不管我们。我不想让学校分配,因为我要离开同学,我也不想留在上海。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,我打电话给王洪文,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,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,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。我想好,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。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,一直到出事情。
  问:你在工厂里工作,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?
  答: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,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。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,所以,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,不回家的。
 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,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。
  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,到早上睡觉,中午起床。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,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。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,也习惯这种作息。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,想起就起,没有规律,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。
 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,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。他文件放在那里,我们也都不看的。当然,偶尔会看到大标题。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。一开始,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。
  后来回忆起来。我小妹妹在空四军,她是被监视的。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,参加三结合,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。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。参加科研活动,里面是有军代表的,就是空四军的人,他找我谈话,眼睛盯着我看,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。很滑稽,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。实际上是来认人,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。
  林彪出事后,我对爸爸说:“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,你得告诉我们一点,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”我父亲没有说话。
  问:1976 年,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相继去世,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。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,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,是吗?
  答:对,周总理、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,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,我记不清楚了。他们的治疗过程,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。
  问: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?
  答:当我听说1973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,也大吃一惊,我去问过我爸爸。他说,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,和美国人打交道了。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,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。毛主席说:“在打的时候要防左,在谈的时候要防右。”意思就是说,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,而在谈的时候,不能丧失警惕性,不能忘记“亡我之心不死”。毛主席说:“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?”第一次国共合作时,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,一切听蒋介石的,最终导致“四 · 一二”大屠杀,血流成河。第二次国共合作,毛主席到重庆谈判,刘少奇主持工作,又提出“听中央政府的”。毛主席说:“跟他(指总理)说了多少次了,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?”
  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,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。
  有人还告诉我,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,他说总理身体不好,让总理回去休息。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“四五事件”,令人心痛。
  问:后来“四五事件”是怎么发展的呢?
  答:“四五事件”后,我到北京去过一次,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,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,这点出乎意料,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。跨越了,所以被毛抓住,反戈一击。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“四五”的,连我父亲都不知道。我去北京时,毛主席已经讲话了,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。
  问: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、副总理,从政治仕途上,可以说是平步青云,你不为他高兴么?
  答: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,做了政治局委员,然后是政治局常委,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,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。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,有什么好开心的。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。二月逆流时,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,谁看得起他?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,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。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,就都来骂他了。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。
  1975 年,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,我对我爸爸说过:“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,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。你去做呀。”他说:“我去讲话,谁听啊?”
  当然,毛主席任命他,他也不能不做。任命之后,他到军队里去讲话,他去做报告,他去找这个谈,找那个谈,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。反而招人嫉恨,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,有人就说要“斩断魔爪”。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,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,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。毛主席与他们说的,你们夺权了,还一起拍了张照片。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“不怕头落地”等五不怕。
  问: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?
  答:爸爸也是蛮警惕的,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,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,要换掉。他肯定在防着什么,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。
  当然,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,并不知道真假。九届二中全会后,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,说用惯他了。所以,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。我们同学后来问我:“谁的话最不可信?”我说肯定是汪东兴,因为他烧了东西。现在我看到材料,说邓颖超、汪东兴烧材料,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。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。后来烧,那不是销毁证据么。
  我父亲曾对我说:“你看,我这个保险柜里,都是空的。什么文件来了,我看过,该我画圈的,我画圈,就拿走,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。”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。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,他说:“很简单,开个会就行了。他们叫我去开会,我不能不去。”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,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。
  问: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?
  答:那是1976 年夏天,我出差去北京,去看他,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。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,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。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,毛也病重了。我们讨论了很多,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  我还问他:“那么你怎么办?”他说:“我怎么办,千刀万剐呀。”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,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,他是重复别人的话。他说:“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。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,共产党员五不怕。”
  “五不怕”是不怕离婚,不怕开除出党,不怕掉脑袋,不怕坐牢,不怕罢官等等。他这么说了,那我就追问他:“你千刀万剐了,那我们怎么办?”
  他说:“我也不知道。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。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。
  局面太清楚了。所以,他后来被抓,我一点都不吃惊,也不紧张,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。我的感觉就是“来了,真的来了。”很奇怪的感觉,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。
问: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,那次见面,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?
  答: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,但不是很明显。他说要看发展,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。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。
  抓了四人帮后,(上海市委书记)马天水从北京回来,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。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。第二次康平路事件,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。没有人管我们了,把我们给切割了。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,一片狼藉,一塌糊涂。但是不知为什么,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,说是子女的房间,就封掉了。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。
  最有趣的,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,吃掉之后,皮处理过的,在箱子里,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。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?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? 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,许世友告诉杨成武,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。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,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。
  但事实是,1973 年,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,我爸和杨成武,一人一头豹子。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,警卫秘书都在,一个班子在兴国路,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,大师傅烧了一大桌。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,我妈不敢吃,但我们都吃了,吃起来像牛肉一样。
  问:现在普遍认为,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“狄克”和鲁迅展开论战。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?还有“叛徒”、“特务”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?
  答:1968年上海“四 · 一二”炮打(张春桥)时,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,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。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,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“狄克”、“叛徒”等等说法。传单上说: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,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。
  我就去问爸爸了,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。
  关于叛徒的事,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,怎么会是叛徒。
  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,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,但是为了混口饭吃,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。他十八岁到上海来,靠写文章生存,刚开始住在山东路,后来住在徐家汇,要到《大公报》、《申报》去投稿,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,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。一部新电影,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,让他写个影评之类,或者某个事件,让他写篇文章。这是有的,是换饭吃的。后来好一点,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,自己写稿子,也帮别人写稿。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,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。
  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:狄克另有其人。
  问: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?
  答:妈妈关了三四年。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,先在华东医院住着,我们还不知道。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,让我们接她回家。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,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:“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,不能回家。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,到底怎么回事?”回答:“她就是历史问题,以前都有结论。”
  问:有文章说你妈妈是“叛徒”或有重大叛变行为,事实怎么样?
  答:1982 到1983 年间,我妈妈回家以后,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,告诉她最后的结论。我也在场,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。上面写的是:历史问题有“变节”行为。我也了解过,什么叫“变节”。“变节”和“叛徒”不一样,如果是叛徒的话,要有出卖组织、出卖同志的行为。她没有。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。日本人扫荡时,来不及撤退,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,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。
  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 年做出的,1949 年她重新入党。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。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,名字是李淑文,那是张冠李戴。在我妈妈家,她姑姑这一辈的人,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,一个家族中,有八九个人是叫“李淑某”的。我妈妈这一辈的人,名字当中都是个“若”字,我妈叫“李若文”。我表哥的那本《直沽世家》,有明确记载。
  问:1981 年11 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,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?
  答:公审的时候,我妈妈已经回家了。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,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,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,他不肯扔掉。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。
  关于公审的消息,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,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,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。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,怕她受刺激,因为她心脏不好。后来还是让她看了。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,我们是蛮震惊的,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。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,是1976 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,四年过去了。
  问:这四年,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,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?
  答:当然没有联系,也没有任何消息,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,在公审时,看到他胡子拉碴的,而且是花白的。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,他肯定想:我就是这个样子,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,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。而且,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,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,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。后来去探监的时候,我们去看他了,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。
  问: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,你们的情绪怎么样?
  答:大妹妹住在杨浦区,除了她以外,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。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,态度很硬,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。他什么也不说,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。否则,说什么呢?怎么说?反正,从我来说,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,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。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,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。
  问:你们再与爸爸见面,是什么时候,当时的情况怎样?
  答: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 年11 月,八年没见了。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。他因为前列腺肥大,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。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,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,后来给我爸开刀,手术也做得非常好。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,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,在总理治疗过程中,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,医生是有目共睹的。
 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,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,我对他们说:“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?我是共产党员,我是有单位的,你们叫我们去北京,得先去和我单位讲。”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,这样,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。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,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。连我的同学都来问,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。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《湖北文摘报》,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,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。
  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,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,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,而且,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,以后也少找我麻烦。
  1996 年,爸爸快八十了,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。1996 年后,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,找人把信送上去。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,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,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。1998 年,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,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“家”。“家”里总要有人吧,就把我妈妈弄去了,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。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,去陪我爸爸。
  那时候,我妈和弟弟、弟媳一起生活,什么都不要她做,大家都照顾她。这些她都放弃了,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。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,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。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,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,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。他们不能出大门,也不能见外人,完全是隔离的。我们去看他,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。
  问:从信中看,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,例如前苏联解体等。是这样吗?
  答:对,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,例如关于伊拉克、萨达姆。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,会不会赢?我父亲一开始就说,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,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,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。
  问:也有许多人想知道,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,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?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?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?
  答: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。但是,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,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。社会总是要进步的。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,抓革命促生产么,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。而且,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,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
  问: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,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?
  答:不,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。1976 年的那个夏天,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。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,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,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。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。
  问: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?
  答:关于邓小平,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。爸爸后来告诉我:“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,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,不像我们,都是总理安排的,让我们住在钓鱼台。”邓小平一开始开会,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,要安排他们的工作。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。爸爸说:“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,他根本不听。”
  爸爸还说过,指挥西沙海战时,邓小平非常熟练,指挥果断,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。所以,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,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,回来带路了。可惜结果是,老马识途,往回走了。
  问: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?
  答: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,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。关于毛家的事情,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。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,也要忍耐。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,什么不能忍耐?
  问: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?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,是怎么回事?
  答:2005 年年初,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,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。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,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,但是上面不同意。所以,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,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。我孙子那时两岁,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,请假回去了。所以,我还得带孙子。反正我两头跑,焦虑得不得了。在江阴的医院里时,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,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。
  最后,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,我忍不住了,我告诉他们,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,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,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,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。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。
 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。他说:“我不怕死,但是我也不找死。”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,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。我最后签了个字,不要搞气管切开,不要抢救。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,我是看着他咽气的。
  到了最后的时候,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,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。但我问不出口,尽管我极力掩饰,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。
  病危的时候,有一次他对我说:“毛主席说,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,还说要火化,都签了字的。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。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,还在天安门广场,那么多人,那么大的场面。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,真没有想到,为了我。我这一辈子也够了。”这里,爸爸指的是1976 年10 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。
  也是在病危期间,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:“我这几天老做梦,梦见邓小平来找我。我说,你不是在太平洋么? 怎么到这里来了?邓小平说,我现在没地方去,谁都不要我。我到毛主席那里,主席说:这几天很忙,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,还不是白猫黑猫,等等吧。江青跑过来骂道:“邓贼!” 我又去找总理,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,总理说你也骂过我,我也骂过你,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。邓小平就对我说:主席现在就听你的,你帮我说说吧。我对邓小平说: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,就是我去了,又能帮你说什么呢?”
  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,然后对我说:“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。”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,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。现在知道的事多了,才能看懂一点,也就是说,从爸爸的这个梦,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,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。如果没有“四五事件”,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  2015 / 08 / 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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